g6111领袖之路,以史为鉴:从太子到皇位究竟有多难?-读书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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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之路,以史为鉴:从太子到皇位究竟有多难?-读书公会

朱永嘉论东宫制度之二:教辅功能的理想与实际(关于东宫制度的历史考察)
《礼记·文王世子》中说:“宫内设保,外出有师。”指太子燕居出入时,有师保相傅翼,具体讲“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从文献上看,战国时各国的东宫已有保傅的设置,《史记·商君列传》:“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刑其师公孙贾。”说明那时太子东宫确有师傅之职。从地下考古资料也能证明这一点,湖北荆门沙洋区郭店村的楚墓一号墓的墓主便是楚国的一位“东宫之师”,墓中出土的楚文字竹简,便是辅导太子用的读物,这位东宫太师生活的年代,大体上处于孔子与孟子之间。
把对太子教辅的历史地位提得最高,并将其理想化的,当是《大戴礼记》的《保傅》篇,这应该是汉初的作品,文字与贾谊《新书》中的《保傅》基本相同,《汉书·贾谊传》也引用了相关的内容,它引用《尚书·吕刑》中的一句话:“一人有庆,万民赖之。”也就是“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一个人的成长,早期教育当然很重要,作为皇储的早期教育,也就是从娃娃抓起,当然更加重要了。至于“天下之命悬于天子”那就不一定准确了。天子的品德与才能,与国家的治乱固有很大关系,但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迹,并非悬于天子一人,天子本身亦不过是那个时代人际关系的象征而已。背离那个时代的历史趋势,天子也一样会被时代所淘汰。《保傅》篇为了强调太子傅教的重要,它虚构了“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的故事,国家决策和行政的重臣怎能围着成王的教辅转呢?所以这样说只是突出其重要性而已,但这个观念确实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那么皇储作为未来天子这样的定向培养究竟行吗?历代太子教辅状况究竟如何?有效吗?这只有让历史自身去检验了。
(一)西汉时的太子教育问题
汉代在刘邦时,第一个任太子太傅的是叔孙通,他的地位并不高,职次于太常卿,他辅教的太子是汉惠帝刘盈,他担任太子太傅的时间是在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年),那年刘盈十四岁,高祖去世是在十二年,其实他辅教太子的时间不过三年。他如何辅教刘盈的,则史阙其文。叔孙通为太子刘盈做的一件事,在其本传云:“十二年,高帝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通谏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闻之;吕后与陛下共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立少,臣愿以先伏诛,以颈血汙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特戏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益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高帝曰:‘吾听公。’”可见叔孙通是忠于自己职守,以死相谏,以安太子位。叔孙通本是秦之博士,教授诸生,秦亡后,随从叔孙通学习的弟子多达百余人,且为刘邦定朝仪,故以其为太子太傅,应该说是够资格的了。然而在其辅教之下,惠帝即位以后七年,二十三岁时去世,实在说不上有什么作为,背后实际上是吕后在执政。班固对其赞语是:“可谓宽仁之主,遭吕后亏损至德,悲夫。”他名义上作为皇帝,实际上只是吕后手上的一个傀儡,故叔孙通对惠帝调教所能起的效果,实在有限。可见天子的作为,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品德和才能,与其相处的周边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更大。从惠帝个人而言,他的品德不坏,他能“内修亲亲,外礼宰相”,“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他毕竟拗不过自己的母亲吕后,只能在内心痛苦中不久于人世。如果让他作主,可以说是一个宽仁守成之君主。
此后见之于记载的太子太傅,在汉文帝时曾有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不久被免,于是有石奋,官至太中大夫,《汉书》本传称其“无文学,恭谨,举无与比”。时“选可为傅者,皆推奋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奋为九卿,迫近,惮之,徙奋为诸侯相”。可见石奋这个文化水平不高,个人行为端正,对景帝辅教严,故景帝即位后,怕见他,远徙地方。卫绾尽管出身于戏东为郎,善而行为端正,景帝为太子时,召其赴饮,绾称病不行。故文帝嘱景帝称:“绾长者,善遇之。”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时,拜卫绾为太子太傅。汉武帝为太子选太傅时,选了石奋的少子石庆,《汉书·石奋传》载:“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武帝立太子,“选群臣可傅者,庆自太守为太子太傅。七岁迁御史大夫。”汉武帝选石庆为太子太傅,所以选他的原因不在于他的学问,而在于他的德行。做了七年太子太傅,迁为御史大夫,可见汉武帝对他任太子太傅职是满意的。从汉文帝到武帝这个阶段,朝廷挑选太子太傅的要求,不再倾向于文学,而是倾向于为傅者的品德和行为是否耿直,能否为太子做表率。如石奋那样虽无文学,但自身立得正,景帝做了皇帝还惧他三分。文帝是藩王出身,景帝与武帝都是由太子即皇位的,景帝个人的德行不怎么样,但平定七国之乱,稳定汉朝大局毕竟是在他执政时期,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自己的太子太傅也是以行为端正著称。可见那个时期对太子辅教的重点不在于文学和经典,而在于行为的端正,这才是为人的起点。做普通人是如此,做皇帝也是如此。
昭宣以后太子太傅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其时为太子太傅者,多系名士大儒,所授内容亦多为儒家经典及文学的素养。汉元帝为太子时,宣帝选疏广为太子少傅,太子的外公想让其弟照管太子,被疏广拒绝。他对汉宣帝说:“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汉书·疏广传》)他做了五年太子太傅,“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此后接着有萧望之为太子太傅,以《论语》、《礼服》授太子。汉元帝即位后,又有儒生匡衡为太子少傅,“成帝末年,立定陶王为太子,以师丹为太子太傅。”(《汉书·师丹传》)师丹也是儒生,由博士出身,通经术。自昭宣以后,以儒术傅太子的那些经学大师的政治地位高了,太子即位以后他们大多得到了升迁,宣帝临终时,命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受遗诏辅佐元帝,元帝时的太子太傅匡衡,成帝时为丞相,师丹在哀帝即位后,以师傅居三公位,这说明太子师傅的地位已非汉初叔孙通所能比拟了,然而这些在师傅们以经术教授出来的太子,其结果又如何呢?对于汉元帝,宣帝生前就表示不满,有一次作为太子的刘奭,曾从容对汉宣帝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宣帝纪》)这话有道理,这种方式培育出来的天子,他们缺少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的实际能力。国家管理能力仅靠书本上那些东西是不行的,何况他们都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而汉之国势,却是从昭宣以后走向衰落,元、成、哀、平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帝王在处理各种政治问题的能力,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时,能否作出敏感及时的反应,包括运用政治权术方面的方式方法,它只有从权力角逐的实际锻炼中来。朱元璋在立朱标为世子时所讲的话,确实有他切身的体验,他的政治军事才能是在实际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儒生给他讲的东西,他采取的方针是为我所用,如何应用,则必须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不是从本本出发,让实际生活削足适履。
一般说来一个王朝前面几代皇帝要比后面的皇帝高明一些,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接触和具体处理实际问题的机会相对要多一些。北齐文宣帝高洋立高殷为太子,先后令国子博士李宝鼎、邢峙为太子太傅和侍讲,太子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学,“温裕开朗,有人君之度,贯综经业,省览时政,甚有美名。”但高洋却“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北齐高氏家族习惯鲜卑游牧生活,高洋为了考验这个只有十六岁的太子,一次他在“金凤台,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恻然有难色,再三不断其首,文宣怒,亲以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气悸吃,精神时复昏扰”。(《北齐书·废帝纪》)文宣帝去世,高殷即帝位,不到一年时间,便被他的叔父高演即高欢之第六子所废。因为他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温良恭俭让怎能应付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呢?高洋考验高殷的做法固然显得专横、残忍,我们平常人自然会觉得非常反感,但他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国之君,自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一个没有勇气、不能亲手操刀杀人的人,又如何能具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去战胜各类对手、统治一个国家呢?北齐那时候,可是一个东西南北互相对峙的时期。帝王制度的本质是集权制度,这就决定了作为王者必须具备能够压倒一切觊觎者的强硬性格,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颇有作为的帝王,往往同时又极其残忍甚至是暴君的一个原因。
(二)太子废立之间的矛盾冲突
按照嫡长制,立太子照理不是一个问题,只要天子有儿子就行。但也不尽然,如果没有立皇后,都是嫔妃所生之子,天子宠爱的妃子先后发生变化,那么立长便会包含着纷争。明代万历皇帝便发生过这个问题,神宗万历第一个儿子是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所生,过了几年万历宠爱的郑贵妃生了万历第三个儿子,万历迟迟不立太子,便是绕不开嫡长子这个坎。神宗万历后期册立东宫之争,即所谓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都与初立太子的问题有关。明王朝正是在这场纷争过程中逐渐走向衰亡的,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说,现在先说天子立了太子以后,又想废太子怎么办?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要废太子的原因又各有不同,而废太子的过程,往往又惊天动地,为什么会这样?
立了太子以后,要废太子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天子喜欢上另一个妃子,并及其子,所以要废原来的太子,再立新的太子。有的是因为原来的太子有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要废掉他,立新的太子。有的是有人利用父子之间的嫌隙,故意挑起冲突,而引起废立。有的是诸子兄弟之间的互相倾轧,引起太子地位不稳,而迫使父皇进行废立。有的则是因为父皇或母后担忧太子影响他们权力和地位而要废旧立新的。也有该废而不废的,有的是将废而没有废成,反为太子所弑的,无论废还是不废,都反映了父子之间在权力结构上无法调和的矛盾。废立的过程与结局也各不相同,有的完成了废立的过程,有的则是想废而中途停止的。无论如何这个过程对上上下下都是一次非常激烈的冲突和折腾,对牵涉其中的一部分人都是无法弥补的伤痛和灾难。这是帝王制度下宫廷权力的一次又一次重组和再分配,它残酷的程度有时不亚于战场上的互相厮杀,整个王朝在这一场又一场的厮杀中大伤元气,并逐渐走向衰亡。下面我会列举各种类型废立的案例,看这些案例往往都会被一种极其残忍的场面使人们引起心惊肉跳的恐惧。

(三)刘邦想废太子刘盈未成
刘邦在晚年一度想废掉太子刘盈,即后来的惠帝,也许惠帝太仁慈而显得软弱,那时他正宠爱着戚夫人,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虽也只有八岁,却讨得刘邦的喜爱。刘盈比他大七岁,高祖十年时,刘邦在朝廷上提出废立的问题,却引起一篇反对声,而刘邦又显得那么坚持,最为恐慌的不是别人,却是刘邦的结发妻子吕后,吕后与戚夫人之间,刘盈与如意之间,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二个孩子还不懂得这场斗争可能产生的后果,而吕后则深知其中利害。《汉书·张良传》记载了这件事: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争,未能坚决也。吕后恐,不知所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数在劫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人何益!”吕后强要曰:“为我画计。”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毋爱金玉币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辨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从入朝,今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即位不益,无功则受此祸。且太子所与诸将,皆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乃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皆不肯为用,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常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莫肯为用,且布闻之,鼓行而西耳。上虽疾,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强为妻子计。’”于是吕泽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竖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疾甚,楚人剽疾,愿上慎毋与楚争锋。”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谓:“子房虽疾,强卧傅太子。”是时叔孙通已为太傅,良行少傅事。汉十二年,上从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以死争太子。上阳许之,犹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曰:“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其姓名。上乃惊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视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乃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从《汉书·张良传》这一长段引文,可以看到刘邦下决心要易太子,惠帝人不坏,但不是当皇帝的料,他太懦弱。至于如意长大以后是什么料还是一个未知数,而朝臣的坚决反对那是刘邦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且吕后从刘邦起家,吕后与诸将的关系已深,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局面。刘邦心里也清楚,他去世后,名义上是惠帝为天子,实际执政的是吕后,吕后的霸道足以弥补惠帝之懦弱,利害的考量,割舍了情感,所以苦命的是戚夫人及其子如意。所以刘邦会对戚夫人说:“吕氏真乃主矣”的话,他知道将来戚夫人与如意的结局不好,所以刘邦唱楚歌,戚夫人为楚舞,显示了刘邦无可奈何的悲哀,这个更易太子半途而废的过程,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汉书·周昌传》则具体讲了刘邦去世后戚夫人与如意的悲剧结局。
《汉书·周昌传》云:
周昌者,沛人也,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昌项,上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昌。及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即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是岁,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万岁之后不全也。赵尧为符玺御史,……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所以然。尧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以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坚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严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召昌谓曰:“吾固欲烦公,公强为我相赵。”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己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昌为赵相。……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赵王,其相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属臣赵王,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诏。”太后怒,乃使使召赵相,相至,谒太后,太后骂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昌既被征,高后使使召赵王。王果来,至长安月余,见鸩杀。昌谢病不朝见,三岁而薨。……初,赵尧既代周昌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终世,高后元年,怨尧前定赵王如意之画,乃扺尧罪。
《汉书》这篇传的内容都是本《史记》而来,传记中的人物和对话,那么生动活泼,人物性格是那么棱角分明而又鲜活。太子废立的问题,涉及到整个朝廷权力结构的重新组合,尽管刘邦那么坚决,毕竟拗不过群臣阻挠,王朝的延续,不仅仅是太子是谁的问题,而是看人脉关系谁更深更厚,刘邦也无法改变这个既定的人事关系,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他为戚夫人与如意留下了后路。然而吕后的残忍,怎能容忍的了戚夫人与赵王呢?过去碍着刘邦无法下手,刘邦一死她就睚眦必报了,连当初她曾跪拜过的、有恩于她和刘盈的周昌也不放过,况且周昌所为是奉刘邦之命。故刘氏家族的后续者对吕氏专权这一事件的怨恨是刻骨铭心的,所以汉武帝立昭帝为太子时,要先杀其母赵倢伃,就是为了防止吕后专权的再现。而刘邦想立如意,而又半途而废则害苦了戚夫人与如意,如果没有这个插曲,戚夫人与如意还不至于如此被放在铁板上烤。这一次太子的废立,实际上是一次对未来王位的争夺,虽然还没有成为公开的兵戎相见,其过程和结局也够残酷了。即使如周昌与赵尧完全出于公心,也得到如此的苦果,不管是何人,只要一旦卷入争夺接班人的漩涡,除了最终的胜利者,谁也难以有好果子吃。对此,我是深有体会。
在中国历史上,被作为皇储立为太子的时候,太子本人往往是早年幼小的时候,甚至只有二三岁,这样的孩子其智能状况还没有显现出来,等其长大,才发现他是弱智儿童,将来如何担当一国之君主的重任呢?在常人眼中看来,这当然应该废掉,重选适宜的人选。然而在当局者思考这个问题时,则就颇费周折了,因为废立牵涉到太多的利益纠葛,那怎么办呢?下面我想讲一个案例,是西晋武帝司马炎所遇到的这一个难以破解的废立问题。
(四)晋武帝司马炎该废太子司马衷而不废 ——导致西晋王朝的衰败
西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以后,在泰始三年(公元二六七年)立司马衷为太子,司马衷是杨皇后所生,杨皇后共生三子,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三人,而司马轨二岁便夭折了,故司马衷便成为晋武帝的嫡长子,而司马衷实际上是一个弱智儿,被立为太子时只有九岁,他在三十三岁时即帝位,即是晋惠帝,前后在位十五年,终年四十八岁。其弱智的状况,《晋书·惠帝纪》称帝:“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后因食饼中毒而崩。”从这一段文字,便可知道这是一个弱智者,他无法判断稍为复杂问题的是非,怎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呢?故在他执政的十五年间,“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释时论》,南阳鲁褒作《钱神论》,庐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时之作也。”可见在司马衷执政的十五年中间,整个社会腐烂透顶,结果是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好端端一个统一国家的局面给糟蹋垮了,接下来是南北分裂、战乱不断的局面。司马衷是一个低能儿的状况,知子莫若父,司马炎心里应该是清楚的,《晋书·惠帝纪》亦云:“帝之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当时朝廷大臣也就这个问题提醒过司马炎,《晋书·卫瓘传》载:“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复有言,贾后由是怨瓘。”司马衷不堪任天子之责,朝廷大臣大家都清楚,晋武帝也清楚,武帝为什么该废而不废呢?
武帝所以不废太子,那不是因为不知道司马衷弱智无能,而是因为太子背后从后宫到朝廷大臣间有一条长长的与太子相关的利益链。《晋书·武元杨皇后传》称:“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后曰:‘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司马衷到十三岁,要娶太子妃了,这又是一场对未来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尽管司马衷是一个弱智者,有的大官拼着命要把女儿送上门去。《晋书·惠贾皇后传》云:“初,武帝欲为太子娶卫瓘女,元后纳贾、郭亲党之说,欲婚贾氏。帝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元后固请,荀顗、荀勖并称贾女之贤,乃定婚。”结果聘了比司马衷大二岁的南风,是年她十五岁。贾充看重的不是司马衷这个弱智儿,而是通过女儿在司马衷登上皇位以后,由他女儿以皇后的身份掌控朝廷大权,也正是这一点注定了贾后忌妒酷虐玩弄权术的性格。还是这篇传中讲到“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峤等多以为言,故欲试之。尽召东宫大小官属,为设宴会,而密封疑事,使太子决之,停信待反。妃大惧,请外人作答(现在叫做枪手)。答者多引古义。给使张泓曰:‘太子不学,而答诏引文,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对。’妃大喜,语泓:‘便为我好答,富贵与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写。帝省之,甚悦,先示太子少傅卫瓘,瓘大踧踖,众人乃知瓘先有毁言,殿上皆称万岁。充密遣语妃云:‘卫瓘老奴,几破汝家。’”司马衷是靠考试作弊骗过武帝司马炎的,由此亦可见卫瓘与贾充二户大家钩心斗角所争之利害冲突所在。当然武帝不是不知道司马衷将来无法胜任,立而后废,就难免在朝堂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那么他又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怎样来挽回司马衷由于弱智所带来的隐患呢?
在无可奈何中,他把希望寄托在皇孙即惠帝的长子司马遹身上。《晋书·愍怀太子传》云:“愍怀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长子,母曰谢才人。幼而聪慧,武帝爱之,恒在左右。尝与诸皇子共戏殿上,惠帝来朝,执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儿也。’惠帝乃止。宫中尝夜失火,武帝登楼望之。太子时年五岁,牵帝裾入闇中。帝问其故,太子曰:‘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由是奇之。尝从帝观豕牢,言于帝曰:‘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榖?’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抚其背,谓廷尉傅祗曰:‘此儿当兴我家。’尝对群臣称太子似宣帝,于是令誉流于天下。”可见司马炎对司马衷不抱太大希望时,却指望孙子将来能改变这个局面。其实孩子还小,在其成长过程中,变数还很多,司马遹不是贾后所生,贾后能容得下非己所出的儿子顺利即位吗?这又是一个难以破解的问题。惠帝即位以后,司马遹立即被立为皇太子,然而司马遹“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懂得自己处境的危险,被贾后设计使其醉后书祷神之文,以咒惠帝,借故废了愍怀太子。当司马炎驾崩以后,形式上是惠帝即王位,由于惠帝的低能,权力实际上落入贾后之手。贾后首先设法废掉太后,又杀掉太后之父杨骏,并夷三族,死者数千人,接着设计杀卫瓘一门九人,武帝留下的顾命大臣先后被诛杀,接着便是废愍怀太子,g6111扫除一切影响其专制权力的障碍,结果适得其反,引起众情怨愤。贾后进一步鸩杀太子,于是导致八王之乱,把西晋统一的局面弄得四分五裂。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末的制文中,他讲到武帝身后,“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省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李世民这一段制文虽然写得有理有据,惠帝确实该废。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而李世民书写这一段制文,确是埋下了自己另一番难以言说的心结,那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弑兄杀弟,连十个年幼的侄儿一个也不留,真是斩尽杀绝。接着是逼父禅位,作注解,显示自己所作所为正是为了“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在父子、兄弟之间,则是“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为自己破坏中国传统伦理的行为提供理论根据。而司马炎对惠帝的可废而不废所导致的后果提供了历史的佐证。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在弑兄逼父为自己获取王权,而且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实际效果上讲,亦不见得如其所愿,他安排李治为太子,顺利即位为唐高宗。李治的情况不能说如晋惠帝那样弱智无能,但也确实是一个软弱可欺的人,武则天比之于贾后,在能力和策略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大概也是李世民始所未料的吧!真是智者千算,不如老天爷一算。下面我们就讲一下李世民前之夺嫡和后之废立这二件历史事件,了解中国东宫制度史,这二个案例,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典型事件。

(五)李世民夺嫡
与李世民夺嫡相关的事件,便是发生在唐高祖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要懂得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历史记载,是李世民给留下的一面之辞,他的对立面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方面没有什么完整的材料,唐初监修国史的房玄龄,他就是玄武门之变具体策划者之一。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闰十二月,李世民使史馆移入禁中,即门下省之北,是为了自己能直接干预那段历史的记载。《资治通鉴·唐鉴》贞观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有一段记载: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揽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承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可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此段亦见《旧唐书·朱子奢传》)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即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兄逼父之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删去浮词,直书其事。
所以唐初的实录,是依照李世民所定的调子来写的。两唐书的书写也是这个基本调子,按照这个调子,太子李建成与齐王元吉的传当然是被脸谱化了的。既然要书其事,那人们从玄武门之变的过程,或多或少能恢复一些历史的本来面目,换一个视角,也能分析其中的来龙去脉。
李渊起兵时,建成与世民是其左右手,是李建成领兵取长安的,根据立嫡立长的原则,李渊建国时,他便被立为皇太子了。而李世民则在武德元年便被任为尚书令,封秦王,在关东平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上立有大功。齐王元吉是留守并州的,以后在平定王世充上亦立有大功,齐王与建成结盟与秦王李世民相抗衡。当时的局面,太子居东宫,与高祖李渊日夜并通,李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用之物,相遇如家人之礼。”(《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在皇太子与秦王之间的摩擦不断的时候,“高祖呼太宗小名谓裴寂等:‘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可见李渊对李世民不满,更倾向于建成和元吉。而建成、元吉对付秦王的办法,则是通过李渊设法拆散其身边的羽翼,一是把房玄龄与杜如晦斥出秦王府,不得复入。二是设想过让李世民到洛阳去,由于秦王李世民不愿意出行,故此计未行。在这个背景下,双方都在设法收买对方手下的人马。建成、元吉设法收买李世民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与段志玄,“密致书以招敬德曰:‘愿遇长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赠以金银器物一车。”尉迟敬德则报告李世民,而李世民让他收下礼物,并可借此“知彼阴计,足为良策”。(《旧唐书·尉迟敬德传》)又如“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兢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密以白太宗,竟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旧唐书·段志玄传》)而李世民也在收买建成、元吉的人,如常何是建成方面负责玄武门警卫的人,李世民赐以金铤复以数十金刀子,以赐守卫玄武门骁勇之武夫,(见于近世敦煌石窟中发现之写本,有李义府撰写的常何碑文)同时从上述记载亦可见双方谋划如何对付对方的策略已久。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突厥犯边,太子建成建议由元吉带兵北讨,于是高祖李渊诏齐王元吉率师拒之,“仍令秦府骁将秦叔保、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约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这样釜底抽薪,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政治军事实力。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李世民才与属下商量应对之策。而高祖李渊的方针还是调和二者之间,故在武德八年末,加李世民为中书令,齐王元吉为侍中。而李世民的幕僚们,则拼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为强。于是李世民先征求李靖与徐世勣这二个实力派的意见。《通鉴·考异》则言二人称:“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在求得外部力量支持下,这次发动玄武门突然袭击的事件,是李世民与其幕僚和部将集体策划的结果。他们定下的计划是:“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因自陈曰:‘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望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高祖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欲令穷核其事。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追杀之。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从事态的过程,可见建成与元吉方面事先毫不知情,故为所乘。而玄武门所以能阻挡东宫之兵马,那是因为守门的常何已为李世民所收买,打败建成、元吉的部属后,“太宗命敬德侍卫高祖。敬德环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惊,问曰:‘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这实际上是以武力对父皇逼宫了。这些叙述都是被李世民认可记录在《唐高祖实录》中,两唐书的传记便是依此而来。究竟是谁阴谋设计发动这场兄弟间以兵戎相见的宫廷政变不是非常清楚了吗?“建成死时年三十八,长子早卒,次子安陆王承道、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并坐诛。太宗即位,以礼改葬。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元吉死时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并坐诛。”(《旧唐书·巢王元吉传》)李世民有预谋地发动突然袭击,弑兄、杀弟、逼父,连十个侄儿,若元吉诸幼子,一个也不留,也太残忍了。事实的过程,已经充分说明这场政变之性质了,任何文字上的修饰也无法掩盖事件之本质。
贞观时,修《晋书》,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晋书·宣帝纪》写了一段制文,就魏晋易代之事,直接表明了他的态度。文中称:“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李世民这一番对司马懿嘲讽的话,可谓说得既痛快,又淋漓尽致,特别是其中的“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实在道出了一个常演常新的历史真理。反观其在玄武门之变的所作所为,后来修史时,又要亲自过问史官们的书写,还不同样是“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吗?凡涉及至高无上权力的争夺时,什么礼义廉耻,早已丢到那九霄云外去了,事过以后又要以正人君子自居,古人是如此,我的亲身经历所看到的又何尝不是如此。
(六)李世民废承乾立李治
李世民与建成、元吉之间围绕东宫太子废立的争斗,实际上是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高祖李渊完全处于失控的地位,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李世民又经历了自己诸子之间,出现的一场为争夺接班人地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李世民吸取其父李渊的教训,就竭力要把围绕太子废立的这场争夺权力斗争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中。
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略少于李渊的二十二个儿子。长子李承乾,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生于承乾殿,故取名为承乾。李世民即位,承乾被立为皇太子,那年他只有八岁,还是一个孩子。他的母亲是长孙皇后,舅舅是长孙无忌。从长孙这个姓氏,便可知道她们家出身于鲜卑族,受游牧文化的影响较深。在太子身边与之游戏的阉竖,大都是与突厥作战中的被俘阉割的孩子,所以从其早年的嗜好,可以看到他与汉族的传统文化不同,胡化的游戏活动更适合处于成长期的承乾的性格。《通鉴·唐鉴》贞观十七年讲到:“初,太子承乾喜声色及畋猎,所为奢靡,畏上知之,对宫臣常论忠孝,或至于涕泣,退归宫中则与群小相亵狎。宫臣有欲谏者,太子先揣其意,辄迎拜,敛容危坐,引咎自责,言辞辩给,宫臣拜答不暇。”从这里可以知道,李世民为其设计的辅教格式,与其实际成长过程中的习性是二重不同的文化风格。“太子作八尺铜炉,六隔大鼎,募亡奴盗民间马牛,亲临烹煮陈咏开,与所幸厮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髪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歘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髪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这种完全是小孩子玩游戏的玩意儿,但从游戏中又可以看到太子那时喜欢的是突厥文化,这种游戏能施展其好猎奇、放肆的性格。这当然违反中国传统文化中辅教太子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太子东宫的左右庶子于志宁和孔颖达要数谏太子,并得到李世民的认可和嘉奖,而太子本人则当然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与由他父亲配置在东宫对他实施辅教的班子成员处于对抗的状态,甚至派人去暗杀他们。这种思想和行为都是太子处于青春期不成熟的表现。
太子与汉王李元昌亲善,汉王元昌是李渊的第七子,与太子承乾年岁相近,二人习性相似,故“太子与之亲善,朝夕同游戏,分左右为二队,太子与元昌各统其一,被氊甲,操竹矟,布陈,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有不用命者,披树挝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可见太子与汉王元昌之间是由于共同文化倾向使之相亲相爱。再说发生在贞观十七年齐王李祐的叛乱,齐王的性格与太子相近似,齐王李祐是李世民第五个儿子,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封齐王,授齐州都督。史传称其“溺情群小,尤好弋猎”,所以他与李世民派来的长史、司马,对他进行辅教的人处于对立的状态。派去作长史的权万纪对李佑严加管教,“城门外不许佑外出,所有鹰犬并令解放”,又斥出李佑喜欢伙伴君謩、梁猛彪,于是齐王李祐要谋杀权万纪,事泄,李世民派人去齐州查处,要将李祐送京城查办,反而促使李祐射杀权万纪,起兵作乱,被李世民派兵擒获,械送京师,赐死于内省。在审查齐王谋反案中,牵连到太子。齐王谋反时,“承乾谓乞干承基曰:‘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岂可并齐王乎?’会承基亦外连齐王,系狱当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别室,命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兵部尚书李绩、大理卿孙伏伽、中书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马周、谏议大夫禇遂良等参鞫之,事皆明验。”(《旧唐书·李承乾传》)在这次事件之前,还有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之矛盾穿插其间。李泰是李世民的第四子,少善属文,贞观十年徙封魏王,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招学士,所以招引了一批士大夫在身边。他在贞观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撰《括地志》表上李世民,深得李世民喜爱,“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踰于皇太子。”“令泰入武德殿”,“时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潜有夺嫡之意,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旧唐书·濮王泰传》)于是太子承乾一方面招人为刺客,“令杀魏王泰,不克而止。”又“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谋反,将纵兵入西宫”。(《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至贞观十七年“承乾败,太宗面加谴让,承乾曰:‘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因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李世民还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旧唐书·濮王泰传》)另一方面李世民又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通鉴·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想把处置这件事的原则作为祖宗之法,传之后人。那么这件事的演化是否与李世民之初衷相符呢?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晋王即李治,李世民之第九子,是小儿子,较软弱的一个,为了立他为太子,李世民也演了一出戏。其事见《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其云:
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绩,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师,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
为什么李世民要如此失态呢?因为晋王李治是李世民的第九子,也是长孙皇后所生之最少子,长孙皇后去世时,他只有九岁,太宗怜之,故一直留在身边,且其身心软弱无能,对李世民不构成任何威胁。其立为太子时,也只有十五岁,尚未成年,可塑性强。但立为太子,不符合立嫡立长的原则,吴王恪是李世民的第三子,以长幼论序,当立吴王恪。恪母是隋炀帝的女儿,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从未来为天子的才能和物望讲,都优于李治。所以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又一度想立吴王李恪。长孙无忌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李治是长孙皇后所生,是自己的亲外甥,再一次废立,又一次大动干戈,所以为长孙无忌所阻。但李世民这一想法却害苦了吴王恪,高宗即位以后,长孙无忌便借故诛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旧唐书·吴王恪传》)这次废立,李世民为了保全诸子,结果三子一弟都结果不好。《旧唐书·太宗诸子传》的史臣曰:“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髙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长孙无忌最终是死在武则天借手于自己亲外甥唐高宗李治的啊!不是说真有什么阴报,而是谁卷在权力结构的漩涡之中,谁都难免悲剧的结局,因为大利与大害相伴而生。权力结构的交接,是无法避免的历史事件,因为人的生命毕竟有限,帝王也不例外,立太子、废太子,都是为了准备这个权力的交接,而这个交接的过程,实际上一次权力的重组,或者说是权力的再分配,这个权力再分配不像遗产分割,遗产可以分割成若干份,而权力是无法分割的。权力的再分配只能是权力在一定人际关系上的共享。这可是一个非常难解的结。在位者到了一定年龄都要解这个结,在其子女中,在其周围的文臣武将,包括在其诸子周围的人们,都势必卷入这场漩涡,谁都想在这个漩涡中侥幸取胜,实际上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故一旦卷入这个漩涡,那他面临的结局不是得失多少的问题,往往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即使你想退出也难。他们都将面临弄不好遭遇灭顶之灾的危险,而其结局悲惨的却是大多数,嫡长制的提出是为避免争夺皇位的纷争,结果往往还是难以避免诸子之间的纷争。在帝王制度下,权力交接不是赌场,就是战场,大多是在无序状态下进行的。争夺的诸方往往都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七)南朝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所弑的故事
太子的废立,毕竟是一件大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和废太子承乾这二件事上,都做了周密的准备,是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迅速处置此事。在废太子承乾时,先不动声色地把承乾召来,幽之别室,使其毫无反抗余地。然后召集大臣审问其事,并且当面谴责承乾,这样承乾毫无还手之力。如果承乾提前获悉将被废黜的消息,难免会进行反抗,而且东宫离唐太宗的居处又那么近,这件事处理起来就麻烦了。历史上也有过父皇企图废太子,但事机不密,迟疑太久,反为太子所害的案例,如南朝的宋文帝刘义隆就是被其太子刘劭所弑的。这叫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刘劭是宋文帝的嫡长子,六岁时被立为太子,年十二出居东宫,《宋书·二凶传》称刘劭“好读史传,尤爱弓马,及长,美须眉,大眼方口,长七尺四寸。亲览宫事,延接宾客,意之所欲,上必从之。东宫置兵,与羽林等”。看来他原本与宋文帝父子之间的关系还不错,问题是由于他在宫内搞巫蛊,诅咒其父宋文帝。史称:“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人,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托云善蚕,求召入,见许。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及劭并信惑之。始兴王(刘)濬素佞事劭,与劭并多过失,虑上知,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道育辄云:‘自上天陈请,必不泄露。’劭等敬事,号曰天师。后遂为巫蛊,以玉人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前。”这件事后来被泄露,宋文帝派人收捕东阳公主婢鹦鹉,于是“封籍其家,得劭、濬书数百纸,皆呪诅巫蛊之言,得所埋上形像于宫内。道育叛亡,讨捕不得,上大怒,穷治其事,分遣中使入东诸郡搜讨,遂不获。上诘责劭、濬,劭、濬惶惧无辞,唯陈谢而已。道育变服为尼,逃匿东宫。濬往京口,又载以自随,或出止民张旿家。”这件事使父子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宋文帝开始考虑废立的问题。但刘劭的东宫有兵甲万人,而宋文帝处理废立的过程又犹豫而迟疑不决。《宋书·王僧绰传》载宋文帝议论和处置此事的过程,其云:
会二凶巫蛊事泄,上独先召僧绰具言之。及将废立,使寻求前朝旧典。劭于东宫夜飨将士,僧绰密以启闻。上又令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撰毕,送与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诞妃即湛之女,铄妃即湛妹。太祖谓僧绰曰:“诸人各为身计,便无与国家同忧者。”僧绰曰:“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尔便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上曰:“卿可谓能断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将谓我无复慈爱之道。”僧绰曰:“臣恐千载之后,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儿。”上黙然。
在宋文帝还处于优柔寡断的时候,而且过于书生气,而其二子刘劭与刘濬则已在磨刀霍霍了。元嘉二十年(公元四五三年)二月,宋文帝使人抓捕严道育时,获其二婢,于是令将二婢送京师,审实以后准备废刘劭。“劭因是异谋,每夜辄飨将士,或亲自行酒,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儿、詹叔儿、斋帅张超之、任建之谋之。”在二月二十一日夜,“诈上诏云:‘鲁秀谋反,汝可平明守阙,率众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畜养兵士二千余人,皆使披甲,召内外幢队主副,豫交部勒,云有所讨。”“明旦未开鼔,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画轮车,与萧斌同载,卫从如常入朝之仪,守门开,从万春门入。旧制,东宫队不得入城,劭与门卫云:‘受敕,有所收讨。’令后队速来,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东中华门及斋阁,拔刀径上合殿。上其夜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屏人语,至旦烛犹未灭,直卫兵尚寝。超之手行弑逆,并杀湛之。劭进至合殿中阁,太祖已崩,出坐东堂,萧斌执刀侍。直呼中书舍人顾嘏,嘏震惧不时出,既至,问曰:‘欲共见废,何不蚤启?’未及答,即于前斩之。遣人于崇礼闼杀吏部尚书江湛。太祖左细杖主卜天与攻劭于东堂,见杀。又使人从东合入杀潘淑妃(即刘湛之母),又杀太祖亲信左右数十人。”“劭即伪位,为书曰:‘徐湛之、江湛,弑逆无状,吾勒兵入殿,已无所及,号惋崩衂,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为太初元年。’”父子之间因巫蛊案这一场冲突,宋文帝发现异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结果让刘劭先下手为强,突然袭击弑父夺权,嫁祸于人,然后冠冕堂皇地登上大位。废立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宋文帝之失,既发现太子刘劭逆状,又不采取措施,而在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争执不下,结果反受其害。林彪通过其子林立果所要上演的也是这出戏,林彪在六五年政治局会议上,讲过一次政变经,故亦深谙此道。毛熟读史书,故应对有方,棋高一着缚手缚脚。在关键时刻,来不得一点书生气。
刘劭取得权力以后,实际上亦难以服众,他那个即位的诏书骗不了人。刘劭去动员其东宫之左卫率袁淑参预行动时,刘劭曾“问曰:‘事当直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后,为天地所不容,大祸亦旋至耳。愿急息之。’”结果袁淑为刘劭所杀,后来事态的发展,亦不出袁淑所料。事变后,宋文帝的第三子刘骏,字休龙,自江州起兵,自上游直趋金陵,诸方镇同时起兵讨逆,而刘劭这边顷刻之间众叛亲离,士兵瓦解,刘劭躲到井中,被斩于牙下,临刑叹曰:“不图宗室一至于此。”由巫蛊案引起的废立之争,宋文帝处事不密,而又优柔寡断,结果是反受其乱。而刘劭虽得逞于一时,这种事毕竟不得人心,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然而宋文帝临废立事,认为“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当年汉武帝因戾太子起兵诛江充,武帝发兵攻太子,事后发觉太子冤屈,武帝悔恨不已,亦是前车之鉴。然宋文帝应有预防的措施,而事机虽密,但却让刘湛之母淑妃知悉,抓捕严道育之二婢,又惊动了刘劭他们,故反为刘劭所害。
本文选自朱永嘉著《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朱永嘉(1931— ),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陈守实等文史名家,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刘邦与项羽》《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读史求是》等。“文革”时担任上海市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解《后汉书·刘盆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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