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016读石黑一雄《远山淡影》战后背景下人物的群体象征-竹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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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石黑一雄《远山淡影》 战后背景下人物的群体象征-竹间雨

战后背景下人物的群体象征
----读石黑一雄《远山淡影》
轻小舟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出生于日本,六岁左右全家移居英国,自此在英国接受教育。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双重文化背景,他无法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归宿感,因此他的作品更为注重是对人们内心世界的探究。《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独特的叙事风格,扑朔迷离的情节,谜一样的人物关系,在淡远的笔墨中再现特殊时期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
一个哀伤的故事,通过一个移居英国的日本寡妇对故土、故人的回忆,讲述了战后长崎一对饱受磨难的母女渴望安定与新生,却始终走不出战争创作,最终虽然母女成功移民,却以女儿自尽为代价的悲剧故事。虽然译者在译后记中强调石黑一雄本人不希望读者过于看重故事的背景,但是《远山淡影》这个故事不管怎么读,都无法回避战争,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结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建立在时代背景下的群体象征。
在二战中,日本以侵略者的野蛮形象存在。对于日本平民来说,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是深刻的创痛。从资料上看,在原子弹袭击前,美军对日本先后发起了硫磺岛战役和冲绳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g7016以美国为首的盟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波茨坦公告》发出后,当时的日本政府拒绝无条件投降要求,并做好了牺牲本国民众以争取时间赢得转机的准备,因此,即使是在多个城市接连遭受美国飞机轰炸,他们也是拒绝救助平民的。对外实施侵略扩张,对内不管平民死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当时日本平民的生存难度可想而知。
关于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袭击,有一段描述广岛原子弹袭击的文字这样写的:“原子弹在离地面600米处爆炸。在闪光、声波和蘑菇状烟云之后,火海和浓烟笼罩了全城,在方圆14平方公里内有6万幢房屋被摧毁。”长崎原子弹爆炸前全城人口约27万,爆炸当日便死去6万。无疑,两次原子弹袭击促成了日本投降。虽然日本是原子弹袭击的受害者,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日本平民并未从侵略中获利,反而因此陷入家破人亡亲人离散的悲惨境地。文章的叙述者悦子,是亲历二战和原子弹袭击的见证者,在袭击中失去原生家庭亲人,可能也包括丈夫(佐知子是战争中失去丈夫的,悦子的丈夫二郎很可能是记忆扭曲后的一个虚构人物,二郎最后的去向和结局是一个谜。)在长崎,或者说在日本,像悦子这样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人不计其数,佐知子是由悦子分裂出来的一个不完全形象,她的病态、漠然和焦虑、不安正是战后平民的心理后遗症状。悦子的回忆和讲述展现了一系列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生存状态,小说虽然并不刻意写战争,但刻意淡化的写法,加上渗透其中的哀婉基调,使人笼罩在战争阴霾中,时时体会到一种绝望、无力和无处逃脱的窒息感。

长崎是本书故事情节推进的一个重要场所,承载身处异国他乡的悦子对故乡长崎的复杂情感和记忆,并通过佐知子再现战争和原子弹袭击之后大多数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有人积极重建,如藤原太太;有人无法走出创伤,如佐知子;有人将废墟掩埋,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如安子和他的父亲。
佐知子在极度的不安全感中不惜牺牲女儿的诉求坚持逃离,即使后来的悲剧已经预见,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让她去相信战后重建的明天,以致于若干年后,面对女儿自杀的既成事实依旧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正视战争带来的疮痍,并以此逃避自身无法承担的自责和愧疚。但是,潜意识里悦子深知悲剧的根源早已注定,它并不完全由一意孤行的逃离造成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离开日本,景子会有一个正常健康的人生吗?答案并不确定。作为景子化身的万里子,在长崎时已经存在诸多非正常表现,如整天与小猫为伴,产生幻觉,不与人交好,试图自杀等行为表现出显性的自闭、抑郁倾向,这些言行不能问责于佐知子或者亲子关系,它背后是无法抹去也无法释怀的战争创伤。需要提及的一点是,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广岛和长崎如同人间地狱,在绝望心理和武士道精神的极端渲染下,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日本人成千上万。景子的幼年和童年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不可避免地要面城市的满目疮痍,在成长中感知周围人的生活态度,加上作为母亲的佐知子困于生计和未来,无暇顾及年幼女儿的身心健康,因此,景子的自杀性结局与是否离开日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

小说第一章第七页,“可是我记得公寓楼里又确实有一种临时过渡的感觉,好像我们都在等着有一天我们会搬到更好的房子里去。”,这段话极其淡然,却真实再现了当时民众的切身感受,临时过渡给人一种将就、凑合和隐忍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无法建立起安全感和归宿感。佐知子出场时有一段悦子的内心独白:“如今我并不怀疑那时和我住在同一区的女人里有的也受了很多苦,也充满了痛苦、可怕的回忆。但是看着她们每天围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忙得团团转,那时的我很难相信——她们的生活也曾经历了战争的不幸和噩梦。”,从这段话中可见战争伤痛普遍性,以及个体对伤痛的沉溺心理。
佐知子的形象在叙述中逐渐具象化,战争前,她是一个家世优越、生活安稳、受过良好教育且骄傲自持的女子,战争后,佐知子变得敏感、漠然而难以接近。如电车站两个女人对佐知子的议论,觉得佐知子不是很友善;在听到女儿跟别人打架并被划伤后,她的回答是我知道了。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委身一个不堪托付的美国人,要知道这个时期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态度相当仇视,以至于悦子在回忆中大量虚构了佐知子的自我辩护式言行,她主动要求悦子问她点什么,反复强调她与弗兰克的交往并没有觉得丢脸,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这种自辩式的申诉十分微妙,暴露了佐知子难以自圆其说的羞辱感和自我怀疑,她试图以此平息自己内心的动荡和不安。事实上,这个声称可以带她离开日本的弗兰克,只是一根并不靠谱的救命稻草,他是万里子口中的“猪”,纵然是一个花天酒地的男人,为了寻求新生的机会,她也不得不委身相从。
小说以大量篇幅来回忆佐知子几经波折离开日本的经过,其纠结的心理状态和艰难的生存境遇,写照了战后日本女性中知识分子群体的真实状况,她们的丈夫或战死,或切腹于战败,留下妻儿独自面对坍塌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她们不具备藤原太太那样强大的心理力量,像佐知子一样寄人篱下,从东京搬到长崎,在长崎也无法安身,于是在焦虑、无助后,逃离成了唯一的出路。

万里子是景子的幼年形象,她见证了二战和原子弹袭击,战争创伤在她短暂的生命中未得到有效治愈,她的一生被阴影所笼罩,孤僻、自闭,无法与过去和解,最终自我毁灭。在整部小说中,万里子孤独封闭的儿童形象令人恨不得取代佐知子去好好疼爱她。但是作为母亲的佐知子需要面对焦头烂额的现实,加上她自己也无法走出创伤,因此错失了万里子的心理重建时机。
二战之后的日本平民阶层,像万里子这样的儿童不计其数,虽然境遇不尽相同,但他们在成长中需要面对的创伤和社会大环境差别不大,作为在战后重建和伤痛反刍中被忽视、被淹没的未成年人,大约都会像景子一样在成年后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文中我们看到,万里子虽然孤僻不好沟通,但她有着正常的情感需求。在其他小朋友说佐知子难听话时,向他们扔石子表示反击;因为没有朋友,万里子只能与小猫为伴,小猫成了她的玩伴、朋友、倾诉对象和情感寄托。得知佐知子准备带她出国后,万里子表达了想带走小猫的诉求,但这个要求在成人眼里显然是无足轻重的。在她们出国前,小猫被佐知子溺死在河中,万里子童年的情感归宿以及与母亲之间最后的温情就此葬送。
万里子作为儿童的天性表现在玩抓阉游戏时,她执著地想要一个篮子,当她确定终于可以给小猫们一个“家”,并且她们不用远走美国时,万里子作为儿童童真的一面才罕见地流露出来。在整部小说中,她们一路上的相处是母女之间关系最为融洽的时刻,对佐知子而言,她终于暂时放下无着落的焦虑,放下各种利益的考量和纠结,用心关注和倾听了女儿的诉求;对万里子而言,她在这一刻放下了内心的恐惧和对抗,在母女间的温情互动中松开紧绷的心弦。遗憾的是,这种温情时刻在战后的废墟上,缺少长期生存的条件。佐知子最后不得不溺死女儿心爱的小猫,万里子不得不跟随母亲流向异乡。如果说战争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景子这个人物形象则是时代悲剧的一个特写,是战争中最无辜最无助的儿童群体,他们带着难以疗愈的创伤艰难挣扎、成长,寡欢或者夭折于和平时期的精神废墟上。

相比之下,悦子的二女儿妮基出生于战争结束后,幼年、童年的成长环境比景子正常化。从文化角度来看,景子象征着纯正的日本传统文化,她对美国继父的不接受,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两种文化交融中所产生的排异和隔膜;而妮基出生于美国,携带的日本血统,接受的是欧美文化熏陶,她的反抗意识来自于本体对社会的认知,与战争的关联性不大。但她与生俱来的日本文化基因,决定了她的叛逆的双重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妮基的价值取向与她的成长环境更为贴近,与悦子的关系相对缓和,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和私密性,表现出相对健康正常的态势。
对悦子而言,大女儿景子像是一场经历艰辛跋涉的梦,即使亲眼见到这个梦的破灭,她也无法面对和承认记忆的真实性,试图以此逃过对自己的反思和拷问。然而,悦子并不知道齐楚嫣,景子的悲剧并非一个家庭个体的悲剧,而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她所代表的正是走过战争、艰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她的悲剧实际上具有普遍性。悦子也一样,她的人生何尝不包含着难以言说的悲剧性呢?
此外,藤原太太、绪方先生、二郎、重夫等人物,或如远山一般勾勒出迷濛的轮廓,或如幻觉般的淡影,他们或坚强或守旧,或努力或激进,都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战后重建的印记,串连起悦子不全然失真也不全然真切的回忆。
201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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