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的媒介形象研究博士生新论丨富裕的现代生活还是较高的社会地位?-新闻界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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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的媒介形象研究 博士生新论丨富裕的现代生活还是较高的社会地位?-新闻界电子版

作者简介
熊科伟,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
本文以文献分析和口述史访谈为研究方法,以文化研究理论为分析工具,旨在探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媒体如何将电视呈现为富裕的现代生活和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以及在谁拥有电视这一问题上媒体所赋予电视的理想化涵义。具体而言,本文分析其他媒介形态,主要是印刷媒介,如何让电视传播一种与人们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相去较远的“新”文化价值——迈入现代化和变得富裕。实际上,电视所象征的内容源自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电视在本质上类似于其它现代技术产品,因为它对中国人的现代化未来作出了同其它现代技术产品一样的承诺。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紧密结合激发了中国人拥有电视,然后通过他们观看的节目为其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尽管拥有电视不能证明人们生活富裕或现代化,但是它为人们学习或模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创造了一条路径。这种学习或模仿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发生,并同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一道,在多个维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电视的普及首先由政府政策发起,电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复杂而有趣的现象。这种现象展示了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大环境如何使电视观看活动成为可能,电视如何与人的能动性相互作用,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如何成为由西方技术和文化塑造的现代化的合法部分。
关键词
中国电视;媒介形象;20世纪80年代;现代生活;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人们通常有一种共识,那就是,许多新发明成为购买者个人财富的象征。甚至连冰淇淋也是由中国皇帝首先品尝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在美国的电视例证了这一趋势。买得起电视的人大多来自中间阶层或上层阶级家庭。与销售商的预期相反,电视没有立即获得多数消费者的欢迎,尽管其销售额在20世纪50年代迅速攀升。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电视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只有政府官员组成的极少数人群才能拥有电视。这些电视是政府提供给他们的。这时的电视不是商品,而是少数“特殊”人物享有的专用礼品。即便这样,对这些人来说,电视更像是一件昂贵的家具,因为广播系统还处于未成熟阶段,可供人们观看的节目很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电视成为真正的商品,电视和电视持有者的社会地位开始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
在198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许多人可能还记得一个名为《懒汉相亲》的小品。这个小品的主人公围绕电视展开戏剧性情节,让许多观众笑哭了。小品讲述了一个名叫潘富的懒汉,在四十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潘富的懒惰使其所在的村子不能成为模范村。村长决定帮助潘富找一个妻子,认为结了婚或许能激励潘富更加努力地工作,在经济上改善他的生活。潘富这个名字本身就包含了小品创作者的期待,即盼望富裕。村长打算介绍给潘富的妇女魏淑芬,视力不是很好。村长叫潘富将一只气球放在椅子上,然后用沙发套盖住,以此冒充一张沙发。村长自己则将电视套铺在鞋柜上,来模拟一台电视。正如村长所宣称的那样,潘富家突然之间有了可以证明其生活富裕的“所有物品”。
当魏淑芬听从村长的吩咐来到潘富家时,观众被期待着在这个小品随后的富有戏剧色彩的时刻大笑起来。观众看得出,村长不想欺骗潘富和魏淑芬。相反,他的目的是帮助这两个“大龄”单身人士走到一起组建家庭。村长期望潘富在与魏淑芬成婚后有动力去工作,购买真正的电视和沙发。在小品的结尾,村长的计划因魏淑芬发现沙发和电视是假的而破产。这个小品的本意是逗观众开心,其笑点基于当时中国人的一个常识:如果人们工作足够努力,他们就有能力购买电视和沙发。拥有电视和沙发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很富裕,然而,拥有这些商品象征着他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几乎没有观众质疑这个小品背后的意识形态,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一出喜剧,部分原因在于它背后的观念广为社会接受。如果一个人的家里没有电视,他是如何成家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要证明一个人是否具备获得良好生活水平的能力,电视即使不是最好的方式,也是最简单的方式。
细致的分析发现,这个小品充满了文化内涵,其中的两点特别重要。首先,这个小品表明,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电视开始被许多中国家庭乃至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当作必须的电子财产,观看电视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不同寻常。其次,尽管这个小品明确表示拥有电视在乡村居民生活中极为常见,但电视在普及之前的发展演变过程不容忽视。无独有偶,1983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就出现过类似的一幕。在马季和赵炎表演的小品《乡村小景》中,马季说道:“农村政策落实后,你们家有了大变化。劳动致了富,勤劳发了家,吃穿不用愁,出门有钱花。买了彩色电视机,还添了一对大沙发。”为什么人们曾一度认为拥有电视和沙发代表着一个人有能力养家糊口?文化环境中的哪些要素造就了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象征意义?本文将对20世纪80年代电视与文化语境的关系进行探讨。
二、文献探讨
直到1958年,也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电视产生后的31年,中国才生产出自己的第一台电视并建立自己的第一家电视机构—北京电视台。而这一年世界上已有67个国家开播了电视。继北京电视台之后,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天津电视台陆续成立。到1963年,国内电视台、试验台和转播台的数量达到36座。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电视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受到了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人帮”希望电视台能统一口径。这种做法使得电视台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创伤。许多刚刚起步的地方电视台因不遵从转播北京电视台节目的命令而被迫停播。1967年1月,全国只剩上海电视台尚未停播,一度走在前列的北京电视台也停播达一个月之久。[1]直到1968年,地方电视台才逐渐恢复播出。以电视剧为例,从1958年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诞生到1966年的8年间,北京电视台直播电视剧50多部,其它地方电视台直播电视剧200多部。然而,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期间,整个北京电视台就播放过一部名为《考场上的反修斗争》的电视剧。1971年,直辖市开始设立电视台,收看范围由早期的仅限于首都、省会及其周围扩展到省、自治区内的其他城市。1973年,北京电视台试验彩色电视,并于10月1日正式播出。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到了20世纪80年代,电视拥有量迅速增长,从1979年的4,850,000台增加到1982年的27,610,000台。[2]尽管拥有电视的用户数量与中国总人口相比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电视很明显地成为每个家庭想要拥有的非常重要的设备。在这期间,国内电视台的数量增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也于1979年成立。与此同时,和电视相关的报刊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办,电视节目的数量和种类不断拓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朝一个开放、活跃的状态过渡。[3]这个时代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也是一个问题复杂的年代。正如李陀认为的那样,80年代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达到了可以专门设立一个“80年代学”加以研究的程度。[4]“听广播、看电视”这一上世纪的大众口语一直流传到了80年代,可见电视在当时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审视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的复苏和发展,电视的作用无论如何都不应被低估。大多数关于中国电视的研究集中于中国开始向世界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因此,大多数国外学者和受过海外教育的中国学者专注于研究政治经济力量和文化因素如何与电视产业和管理领域的政策互动。[5]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实利化取向,国内学者往往对如何帮助相关行政机构管理电视很感兴趣,他们通常关注中国政府想让电视服务的三大功能,即宣传、教育和丰富文化生活。[6]中国电视史的许多学者遵循基于中国政治现状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7]国内外学者的议题通常是相反的。例如,国外学者更具批判性而国内学者对如何发展电视以及造就一个国际化的中国电视业更感兴趣。尽管研究路径不同,但更大层面的主题是相同的,即经济改革如何影响了中国电视业并给予其在国际媒体产业中的一席之地。正如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在分析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时所言:“中国故事道出了国际政治经济界博学家们感兴趣的关键问题。”[8]
关于中国电视的绝大多数学术研究显示,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媒体在全球化世界中的重要性。尽管研究中国电视所获得的信息可能比研究其它国家电视所获得的信息要少(由于中国实行非常严格的内容审查制度),但世界上最大的观众群体凸显了这项课题对于学者的重要意义。然而,中国社会电视与文化的总体研究仍然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电视影响和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例如,不少学者运用民族志方法(例如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研究电视与社会的关系。李春霞以四川米易县草坝子为研究“电视与彝民生活”的样本和二者关系发生的“源头”,通过仪式的视角,采用民族志和问卷调查结合的方法,分析电视植入草坝子的过程中电视与草坝子的对话和互动,展现草坝子电视文化建构、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9]姚玉芹以态度与行为的微观视角为切入点,重点研究电视对鄂温克人认知、情绪情感、行为意向以及行为变化的影响,并且就电视影响鄂温克人态度与行为改变的因素作了详尽的阐述与分析。[10]卿志军以黎族的一个村寨——平村作为个案来进行研究,意在揭示黎族在面临电视带来现代文化的背景下,其居民生活方式是如何变迁的。[11]孙秋云通过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探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乡村因电视传播的全面渗透和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化的电视文化的普及,对乡村村民不同群体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引导乡村村民的思想观念变迁和新风俗建设、开阔他们的眼界和视野、传播新型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法制文明、提升乡村村民的现代文明素质、塑造新型农民等方面所起的功能和作用。[12]泽玉以西藏社会变革、发展为背景,聚焦于西藏最为基层的乡镇生活,试图理解电视媒体作用于社会对人们价值观、宗教观、生活状态的影响和改变。[13]金玉萍调查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电视使用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认为电视创造的仪式化社会生活充实并丰富了传统生活模式,一定程度上置换了族群的集体历史记忆。传统与惯例通过电视得以延续,保持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性,维系了人们的安全感。所以,这一电视实践客观上起到了传承族群文化、承担族群文化转换客体的功能。人们以电视为中介,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体验文化传统,创造出新的安全感来源。[14]
尽管国内学者对电视史的现有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但涉及电视与文化互动的更为集中和批判的研究依然缺乏。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电视在现代中国社会的角色,笔者想从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充分考虑的角度探讨中国电视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本文考察20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如何通过编码的图像将电视呈现为富裕的现代生活和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同时结合中国政府对电视和现代化的官方政策试图解释媒体为何传达这样的电视形象。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学者们已获取了关于中国电视产业的统计数据,检视了在政府文件中明确陈述的政策,揭示了国际媒体产业和市场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官方的政治和经济文书。本文旨在复原中国电视史中被忽略的记录和记录图像自身。通过以较为宽松的文化形态分析电视形象和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例如报刊漫画、照片、广告和电视剧,笔者试图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媒体如何将电视呈现为富裕的现代生活和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以及在谁拥有电视这一问题上媒体所赋予电视的理想化涵义。具体而言,笔者探讨其他媒介形态,主要是印刷媒介,如何让电视传播一种与人们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相去较远的“新”文化价值—迈入现代化和变得富裕。文中涉及的议题包括电视背后的隐形操控力量、拥有电视与社会精英或先富起来、为电视做广告而非为电“视”做广告、进口电视剧与西方现代生活以及“电视村”与“电视楼”现象。
(二)方法说明
本文以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采用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尽管笔者的研究并非专门探讨图像,但笔者所分析的大部分文献材料最终会涉及图像的理解。因此,对笔者来说,掌握一种图像的研究方法是很重要的。由于观看者的角度不同,图像可能非常复杂并引起相互矛盾的解释。“图像产生意义”。“似乎大多数图像都有制作者最偏好的一种意义……”。然而,“我们通常无法确知制作者企图让他或她的图像意味着什么”。[15]这种模糊性使得图像有别于口头和书面语言,但也对图像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的构成了考验。因此,笔者在分析文献时会辅以少量口述史访谈。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媒介形态,电视初次出现在普通民众生活中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其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仍是鲜活的记忆。中国民众不分城乡,基本形成共同的“电视记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探讨媒体对电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的想象及其建构,了解人们为什么要购买电视的想法是很重要的。访谈的目的在于分析人们在第一次购买电视时是否有共同的动机以及这一动机是否与媒介所呈现的人们拥有电视的信息相呼应。为此,笔者采访了多位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且具有不同背景的男性和女性观众,向他们提出如下两个问题:1.你或你的家庭什么时候获得第一台电视?2.为什么你或你的家庭在那个时候想要购买电视?笔者从访谈中收集到数量众多的答案。这些回复阐明了关于刊登在笔者所探讨的期刊上的图像的批判性研究。
笔者的研究素材主要来源于如下期刊:《八小时以外》、《现代家庭》、《人民画报》、《上海画报》、《中国广告》和《大众电视》。除了《人民画报》,其余期刊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问世。《八小时以外》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为娱乐休闲而创办的期刊,其高峰期的月发行量超过1400万册。创始于1985年的《现代家庭》是最为女性目标读者所熟知的杂志之一。它最初由上海妇女联合会赞助,这使其成为研究现代化、家庭和性别关系的重要资源,正如刊名“现代家庭”所暗示的那样。创刊于1950年的《人民画报》在政治是主要关注点的北京发行,创刊于1982年的《上海画报》在更为关注经济改革的上海发行,它们的知名度都非常高。同样地,《中国广告》和《大众电视》也是大部分读者所熟悉的。《中国广告》创刊于1981年,先由中国广告艺术协会筹办,后改为东方出版中心、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广告协会联合主办,是国内第一本广告专业刊物。《中国广告》研究国内广告现状和发展,同时探讨广告学、广告理论及广告相关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刊登了大量的电视机广告。《大众电视》在1980年顺应电视而生,并从那时起一直服务于电视产业。这一诞生于浙江杭州的刊物,仅用六个月的时间,发行量就从十几万蹿升到一百多万。它不仅创办大众电视金鹰奖,还促成飞天奖的诞生。可以说,它的成长从另一个层面展示了中国电视业当初的勃勃生机。
为了比较电视在上述休闲杂志和那些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并清楚地标注为政府喉舌的报刊中的呈现,笔者还选择了《人民日报》和《半月谈》作为参考样本,以便更全面地了解休闲类出版物和行政类出版物在如何呈现电视方面所具有的共性。
四、研究内容
(一)电视背后的隐形操控力量
21世纪一旦人们对某项技术变得习以为常,人们就会疏于考虑这项技术的工作原理。同样,当观众被要求思考电视如何运行时,他们可能会惊讶于与电视屏幕相关的问题的复杂性,也会对简单按下按钮之前所需执行的众多步骤感到不解。有时,观众轻易地忘记了所有的这些问题,因为电视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必要费尽心力地去思考。
那么,人们日常的电视观看活动何以成为可能?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思考这一问题将是十分有益的。与现代传媒有关的很多方面,例如电视,均与电有着密切的关系。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郭建斌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电具有较为直观的现代生活的隐喻。”[16]据研究美国历史的南丹麦大学教授戴维·奈伊(David E.Nye)所言,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急剧上升的电能及其在现代化生活中的成功运用推动了大批企业尝试制造和销售新电子产品,以此拓展市场。“一种名为电视的可视广播(a form of visual radio called television)”位于所有“新的欲望(new desires)”之列。[17]电是一种可以胁迫人们的无形力量,因为庞大的机器和复杂的供电线路大都隐藏于人们的视野之外。正如奈伊所暗示的那样,电改变了过去,创造了现在,并预示着未来。一旦电开始应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就急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尽管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更加强大和有用的能源,但电仍然是现代生活的主要动力。例如,考虑一下停电给类似北京、天津、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带来的后果。没有电的城市将会令人不悦。电照亮了夜晚,促进了工作生产,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例如上海,陆续通电。新中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资源和劳动,去发展技术、研制设备和培养能够增加发电量的专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大的水利建设项目,葛洲坝是中国努力为一个更加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奠定基础的突出例子。简而言之,随着中国快速步入现代化,这个国家的发电能力大幅提高,照亮了乡村和遥远城镇的夜晚。过去,这些地方的电力供应一直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黑龙江省龙江县永发公社的社员杜富贵在题为《适当安排农村用电时间》(刊于《人民日报》1982年4月3日第2版)的文章中写道:
这几年,农村社员可真的富起来了,很多社员买了电视机,农民家庭的文化生活开始活跃了。可是不遂民意的是,有了电视机,却又经常看不上节目仇东升,原因是没有电。电业部门每天晚间从五点多至九点左右都停电。等来了电,电视节目也快完了。
受访者张先生则回忆道:
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买下了一家制蜡厂,因为我觉得在当时经常停电的情况下它会给我带来巨额的利润。然而不幸的是,自从我买下这家制蜡厂,我们很少有停电的夜晚。我们镇的电力供应十分稳定。由于这个不明智的投资,我赔了很多钱梅涅劳斯定理。你知道,在1982和1983年前后的近半年时间里,每天至少停电一小时。
张先生的故事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飞速发展。一般而言,郊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可以获得持续而稳定的电力供应。因此,家用电器的购买量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急剧增加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电冰箱、彩色电视、音响和洗衣机等“四大件”都是电器。对于20世纪80年代兴奋而忠实的中国观众来说,电视要求更多的注意力。现代机器似乎保证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尤其是那些处理大部分家务的家庭主妇。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妇女将这些时间用来和家人一起观看电视。电不仅照亮了黑夜,延长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非睡眠时间,还把人们从许多日常琐事中解放出来,给予人们更多的闲暇时间自娱自乐。稳定的电流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持续现代化的技术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中国,尽管从这些电器中受益的民众在数量上仍然很少,但电、技术以及现代化观念的推广将所有人引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图1)

图1 在一篇介绍现代化的雁北城的文章《雁门关外》中,作者孙树清将展示电力建设的图片和展示一家人正在观看电视的图片放到了一起。左图的标题为《左云县城的一条街》,右图的标题为《由于社员收入年年增加,农家生活今非昔比》。
资料来源:《人民画报》1984年第1期
虽然这个承诺不是太过理想而不能实现,然而,大部分中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获得的闲暇时间并非源自技术之光,而是得益于各种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政策和局面。对此,现年60多岁的受访者王女士谈道:
我们过去常常在完成单位的工作之后要做许多事情。但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我们的父母那么忙。这是因为,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我们的子女没有父母那么多。我们不需要像父母那样做许多饭菜,也不需要每天晚上处理每个小孩的问题。我们需要完成的事情不是由每个人拼凑起来的一堆事情,而后者通常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大家庭。因此,我们有时间观看电视,这不同于边听广播边工作。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技术自身不会调整人们的生活日程。技术或许让人们的工作不那么单调乏味,但人们需要每天工作一段时间。尽管技术能够节省人们花在做家务上的大量时间,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没有多少人在购买电视之前会选择购买洗衣机或电冰箱。相反,大部分家庭购买电视的时间要早于购买其它家用电器。许多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买下他们的第一台洗衣机或电冰箱。大体上,与其它主要的电器相比,中国人更渴望拥有电视。电视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自新中国成立伊始,集体活动占据了大部分人的时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人类学与社会学系教授凯文·莱瑟姆(Kevin Latham)指出:“工作之余的政治教育和政治会议都是在工作单位进行的,例如礼堂、运动场或者工厂大院。”[18]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确实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个人活动。然而,突然之间,在1979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改革,人们再也不需要抚养许多小孩,也不需要参加政治会议和接受政治教育,如何让夜生活变得有趣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正如莱瑟姆所言,“闲暇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去政治化”,并且“从以集体为中心转向以个人和家庭为中心”。结果,电视成为许多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设备。青年人在下班之后能够从广播电视大学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老年人能够观看电视,中年人在完成一整天的工作之后能稍加休息。
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新婚夫妇未来的家庭将是小型的三口之家。对于20世纪80年代准备结婚的男女青年来说,购买电视是十分重要的。受访者吕女士给出了如下理由:
男方至少应该购买一台电视作为结婚的聘礼;否则,他想让他的妻子和他在晚上做什么呢?仅仅是关灯和生小孩吗?我们再也不需要生那么多小孩了。因此年轻恋人,尤其是女方在谈论结婚时强烈要求男方有一台电视。人们可以等着购买其它商品,但电视是例外,因为它是非常急需的商品。
北京市民周小平也有类似的经历,她说道:
80年代人们说的“三件宝”是电视、冰箱、洗衣机,年轻人结婚没这三样,新娘子觉得委屈。如果实在困难,其它可省略,电视必备,那会儿新郎官可不好当。[19]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象征着人们的相对富裕,但颇为矛盾的是,拥有电视的殷切愿望也反映了当时其它休闲活动的匮乏。也就是说,城乡民众的媒体消费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之中。事实上,电视提供了一种廉价的娱乐方式,因为除了定期缴纳观看电视节目所产生的电费,人们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而且,他们能够找到省电的方法。许多人在观看电视时没有开灯,不仅因为黑暗增加了电视的视觉效果,还通过节约用电来节省开支。魏春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灯光下长大的,15瓦,昏黄如豆,还发热。即使如此,每当看电视时,父母也舍不得让它亮着,怕费电。[20]
了解了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购买电视或希望购买电视的背景后,20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为电视建构的象征意义不得不令人质疑。比较20世纪50年代美国电视所处的背景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所处的背景有助于深刻理解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标记的年代,它意味着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东方思想取经。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主调是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经。尽管大部分人需要电视是源于社会语境创造的欲望,但在这些人的观念和记忆中,电视的展示成了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电视的象征意义不仅基于其经济价值,还基于人们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对电视的视觉呈现中所看到的其它意识形态问题。考察媒体如何描述电视有助于发现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被赋予的象征意义。而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制度开始由以计划为主转向以市场为主。
(二)拥有电视与成为社会精英或先富起来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媒体经常展示电视与名人在一起。在图2所示的照片中r的同音词,历史学家周谷城戴着一副黑色眼镜,微笑着面对摄像机镜头。除了周谷城教授爱特豆,照片的焦点是位于中央的电视。这张照片显示出历史学家拥有电视同他练习中国书法和研读历史书籍的知识分子生活一样重要。图3所示的照片则描绘了一对台湾夫妇的幸福生活。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决定搬回中国大陆。摄影师拍下了整个家庭微笑地聚集在沙发上,他们身后的电视完全可见。在美国家庭的照片中,沙发几乎总是对着电视,客厅的中心位置将会配备电视。然而,在许多中国杂志上,展示电视的图片通常让电视和沙发都对着摄像机。相比之下,如果仔细观察刊登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期刊上的照片,人们会发现一些照片在显示某个人微笑面对读者的同时,其身旁的电脑也对着读者。媒体对人与技术(例如电视、电脑)之间隔阂的呈现通常具有象征意义。

图2 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坐在电视前接受采访。
资料来源:《上海画报》1984年第1期

图3 林田烈夫妇和女儿林丽芳一起观看从台湾转来的亲人的照片,他们的身后是一台电视。
资料来源:《人民画报》1980年第4期
美国西北大学传播学院荧屏文化研究所教授琳恩·斯皮吉尔(Lynn Spigel)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电视进行了考察,她发现照片通常显示人们面对电视观看节目,而他们的背部则对着摄像机(图4)。[21]这是非常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然而,在中国的杂志照片和漫画中,电视机主和电视经常都面对摄像机,而且电视屏幕一片空白。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电视不是供人观看的,而是和看电视的人一起成为读者观看的对象。电视的这种呈现方式非常明显,因为将电视置于机主尤其是沙发后面的行为显得非常造作和刻意。在刻画电视形象时,打开电视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这些媒介形象暗示,即使人们没有打开电视(图4、图5和图6),电视依然影响着社会。

图4 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1949年的一则广告中,家庭成员环绕在电视桌周围。
资料来源:Spigel,L.(1992). Make Room For TV:
Television and the Family Ideal in Postwar America,P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图5 两名技术员在办公室讨论教学仪器中的电讯、电传、电控等问题,他们身后是一台电视。
资料来源:《现代家庭》1985年第2期

图6 国画大师关山月在香港画梅,他身后是电视屏幕
资料来源:《人民画报》1984年第4期
在关于名人与电视的大部分照片中,除了一台大屏幕的电视和一张让房间看起来更加美观

图7 这张照片出自于一篇反映经济改革年代一个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的文章。
资料来源:《人民画报》1981年第5期
和温暖的沙发以外,读者没有看到任何贵重的物品。因此,在媒体对人们生活的上述呈现中,电视成为焦点,这意味着电视成为美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象征。照片中的电视经常与与作为家庭核心装饰品的传统书法和中国水彩画展开竞争。在这些人的生活中,电视是否真的比其它物品更为重要?不过,对媒体摄影师来说,电视是最重要的物品。当美国媒体非常努力地为电视观看体验营造一种和谐、以家庭为中心的环境形象时,中国媒体有意地将电视与社会精英的地位或先富阶层联系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的呈现中,电视在社会精英和先富阶层生活中的存在被自然化(naturalized)了。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媒体也经常展示拥有电视的农民的照片。(图8)这些照片通常还包括其它电器。人们很容易辨别出这些人是农村居民,因为他们用农民才有的头巾盖住了头发和脖子,他们的身边是家畜、家禽和农产品之类的物品。英国著名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称此种情况下的电视是“财富的能指”,如80年代斯里兰卡一些富裕渔民就是如此。[22]

图8这是一位走向富裕的农村妇女。她的右边是一台卡式收录机,左边是一台电视。
资料来源:《现代家庭》1985年第2期
这些图片暗示,在遵循党的经济政策下,农民们的辛勤和智慧为自身带来了更美好、更富足的生活。《新京报》记者王叔坤在《雪岱山村: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变迁故事》一文中写道:
80年代初,(在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珲春市哈达门乡雪岱山村),有经济头脑的韩龙珠,在村里其他人闷头种地时,上山挖野菜、养牛,做起了磨米加工的生意,致了富,买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23]
出现电视的许多图片有三个共同的特征:其一,电视屏幕上没有显示任何内容;其二,所有的人脸和电视的屏幕都面向读者;其三,作为画面聚焦点的人通常在文化或政治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作为节目传播者的角色似乎不是那么重要,媒体摄影师更关心如何展示人们拥有电视并确保电视处于可见状态。电视不时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呈现中。这种现象十分常见,以至于未能引起中国读者的质疑。这些照片中的人物笑脸呼应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人普遍持有的观念,他们认为生活将会重塑,经济将会复苏。
(三)为电视做广告而非为电“视”做广告
与电视在社会精英或先富阶层生活中的呈现类似,其它以电视为销售对象的广告描绘了大部分中国人没有机会去体验的生活。在关于金星牌彩色电视的一则广告(图9)中,一些欧洲人正从电视和电视所描绘的欧洲景观中走出来。正如这幅广告图片所显示的那样,电视将中国以外的地区和人们的形象带入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这则商业广告的标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引自哲学家孔子的《论语》,也是孔子最为著名的一条主张。在友谊、遥远和新奇等主题下,异域情调的图片与耳熟能详的传统格言实现了有机结合。这则广告传达了如下观点:拥有电视可以让人们无需亲身前往便能了解“未知”的外部世界,更确切地说,外部世界通过电视莅临观看者。这则广告没有像通常的广告那样,着力强调品牌的独特性或价值。相反,它强调电视是人们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所必需的,拥有电视是一种将新奇有趣的朋友带入观众生活的途径。电视被视为一项新发明,广告首先需要告诉人们为什么电视是必需的—因为这样做(拥有电视)就像欢迎一位给人们生活带来新奇和异国风情的朋友。传统格言与新电子技术的结合将电视在中国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自然化”。电视犹如一位朋友,人们应该热忱欢迎它的到来。

图9 金星牌电视广告。
资料来源:《中国广告》1986年第2期
上述广告将电视描述成一位能够将中国人引向未知文化并让他们更接近未知生活方式与习俗的通信员或联络员。显然,广告商认为这一未知的生活和文化对潜在的杂志读者具有吸引力。而格言则模糊了体验现代生活与借鉴他国经验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广告将中国观众视为现代生活的观察者和膜拜者,而这种现代生活是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未曾体验过的。
在描绘现代家庭的众多广告图片中,有一张展示了在一间干净而温暖的现代客厅里,一对年轻父母与他们的子女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图10)家庭成员的面孔看起来像中国人,但服装、发型,尤其是有两个小孩的事实都表明这不是典型的中国家庭。由于主流观念认为日本人拥有更为现代和总体良好的生活,这张照片呈现的可能是日本家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这个家庭有两个小孩,违背了中国政府的一个小孩政策。因而,这则广告鼓励受众窥视文化背景相似的外国家庭。图片的一角是一套组合音响设备,更加强化了这是一个现代化家庭的观念。

图10 西湖牌电视广告。
资料来源:《大众电视》1989年第3期
上面两则广告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潜在的未来。家庭居室是干净、整洁和舒适的,家庭成员尽情享受彼此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电视是新型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象征。杂志广告暗示了电视既能让人们了解新生活方式,也能让人们获得新生活方式。关于广告在中国的作用,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一则公告清楚地说明了电视的媒介形象所具有的深层社会涵义:
对资本主义的生意经要一分为二。要善于吸取它有用的部分,广告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有必要把广告当作促进内外贸易,改善经营管理的一门学问对待,我们应运用广告给人们以知识和方便,沟通和密切群众与产销部门的关系。[24]
这项声明暗示了电视广告具有两大作用,一是激发人们购买电视的欲望,二是向全社会提供服务。
期刊出版物将电视与现代化的家庭形象联系起来。然而,大部分拥有电视的人连本应成为观看体验一部分的实体沙发都买不起。20世纪80年代,媒体刊登的图片通常显示人们坐在一张木制的长凳上。(图11)在这些图片中,电视观看体验并不一定包含身体上的舒适,只要能观看便可以让人们感觉非常满足。

图11 劳动之余
资料来源:《人民画报》1985年第1期
关于电视如何成为第三世界人们日常实践的一部分,学者们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教授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的照片展示了一个非洲家庭在没有椅子的沙漠里观看电视,由此成为一幅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图像。[25](图12)如果说一个极端贫困家庭的男性首领仍然穿着得体的衣服是前现代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那么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处于现代社会的另一个贫困家庭拥有电视。

图12 一个非洲家庭在沙漠里观看电视。
资料来源:Tomlinson,J.(1991). Cultural Im-
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P1. London/New York,Continuum.
正如图10所显示的那样,当广告创设出所有的室内陈设都相得益彰的理想化家庭场景时,现实情况却是许多中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摩肩接踵地观看非常小的12英寸或14英寸的电视,没有位置和空间容纳板凳和椅子,更不用提沙发了。(图13)

图13 漫画《中场休息》(作者:罗东升)
资料来源:《八小时以外》1990年第2期
南京电视台主持人孟非在回忆自己儿时看电视的经历时写道:
在当时,电视是高科技的玩意儿。放电视的时候,一个院子里的邻居都聚在一起看,家里坐不下那么多人,就把电视拿到院子里放,电线得拖得老长。黄阿姨(注:重庆电台资料员,孟非母亲的同事)家的院子里还有一棵黄桷树,大人们在院子里站着或坐着看电视,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爬到树上看电视。[26]
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广告是将同一厂家生产的电视和其它电子产品放在一起展示。(图14)这些广告质朴率直,包含关于现代中国工厂信誉和历史的评论。电视始终处于图片的中心位置,并以其它家用电子媒介产品的“领导者”的形式呈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广告展示了电视的现实生活角色。相比之下,中国广告单纯地将电视客观化情动八点。斯皮吉尔的分析清楚地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电视广告通过关注电视“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来强调电视在人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美国广告相反,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广告,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广告很少描述人物。尽管一些人物出现在广告或其它涉及电视的视觉图片中,他们并没有被描述成看电视。中国早期的电视广告通常是绘画而不是照片。(图15)绘画有轮廓鲜明的直线和简单的色彩,这让电子产品成为客体。
经济转型期间,广告与商品的关系以及生产

图14 这是为凯歌牌电视和收录机所做的一则广告,它们都是上海无线电四厂的产品。
资料来源:《中国广告》1982年第2期

图15 百合花牌彩电广告
资料来源:《现代家庭》1987年第7期
者与销售者的关系非同寻常。图16所示的漫画生动地阐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政策与现实经济状况之间的不协调。在漫画中,一位看似来自农村地区的老人问一个正在绘制广告牌的年轻人:“同志!这大彩电上哪儿去买?”年轻人回答道:“大爷,我是画广告的。”这幅漫画指出了普通百姓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电视,即使他们有买电视的钱。然而,人们可以找到一个权威和“官方”的原因,用来解释电视厂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做广告。除了厂家期望能够实现的商业目标,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广告还有一项特殊的用途,那就是展示国有工厂新兴产品或现代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信誉。电视充当了工厂的救星。工厂期待电视不仅能够引起购买者对电视本身的关注,还能引起购买者对其他电子产品的关注。从那个时候起,电视广告中最大和最抢眼的元素是用粗体汉字书写的制造商的完整名称。当然,制造商的名称配上了一张大大的电视屏幕照片。这表明,经济领域重生产而轻消费,坚持以重工业为主导、以轻工业为辅助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依然很浓厚。用亚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l)的话来说,经济行为不仅不受民众消费行为及消费欲望的影响,而且计划经济还以生产来限制个人与家庭消费。[27]

图16 漫画《笑林广告》(漫画作者:华君武)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8年3月29日,第8版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是作为现代化的象征来生产和推广的,而不只是融入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产品。电视是一件奢华的商品,不仅是因为它的价格相对较高,还因为它是整个文化环境的产物。电视仅仅是共同建构理想生活方式的众多元素之一,而这种理想生活方式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承诺的一部分。这种承诺类似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技术承诺。但是,发达国家通过自身的“技术”建构了现代化的生活模式,而在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受提高生活质量这一需求驱动的国家,例如中国,由于经济原因不可能接近这一生活模式。相应地,对于个人拥有电视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中国媒体常常在两种诠释之间摇摆和纠结:或者是更富裕的现代生活,或者是更高的社会地位。
(四)进口电视剧与西方现代生活
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
liams)认为,信道容量总是先于内容。[28]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的电视台没有足够的节目用来播放。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国内电视台开始进口电视剧。一时间,电视屏幕上充斥着从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巴西、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电视剧。也就是说,“由于此一时期内地电视节目制作水平与能力的限制,导致海外制作的电视节目大量播出,电视影像信息的制作者与出品者身份、风格及内容多样化了”[29]。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剧是日本的《姿三四郎》和《阿信》。面对残酷的社会状况,《姿三四郎》的男主人公和《阿信》的女主人公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胆识感动了中国观众。对于那些不得不应对由经济状况或政府决策造成的困境的人们,他们的命运引起了观众的同情。许多年过花甲的中国人依然记得和一大群人围在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前观看《姿三四郎》。一些人还能够演唱电视剧的主题曲。在这些观众的记忆中,电视剧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他们发现电视剧对战后日本生活的描述非常引人注目。电视剧在两个方面表现了中日文化的相似之处:一是战争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创伤;二是两国民众如何从战争中存活下来进而成功地驶向现代化。
同时,在电视剧《阿信》中,女主人公从一个度过极端贫困的农家女到成为一名成功企业家的背景转变告诉观众现代化能够带来新机遇。它表明勇敢、诚实和善良的人们可以抓住机会努力工作。罗宏明《阿信》也对两类人提出了批评:一类是想骗取他人钱财的商人,一类是为了在新兴现代都市环境中获得更好的生活而被迫出卖肉体的女性。在社会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到以市场经济为指向的过程中,这些情节为教导中国人实现自身的转变提供了帮助。同时期引进的日本电视剧还有《排球女将》和《血疑》。尽管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上存在差异,但电视剧呈现了一幅紧随西方现代化的理想未来的蓝图。
年龄在60岁或60岁以上的人们对上述两部日本电视剧的记忆最为清晰,而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多数中国人则对《霍元甲》、《再向虎山行》、《上海滩》、《射雕英雄传》、《杨家将》和《十三妹》等香港电视剧的记忆更为清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以卫星都会的姿态一直担当着文化转介者,是中国大陆接触“西方”资本意识的窗口。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孕育出来的本土流行文化,无论电影、歌曲还是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迅速崛起的现代城市所盛载的现代价值与文化自信。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香港成为连接中国大陆与世界的桥梁,填补了两者之间部分的信息差距,香港文化产品成为内地民众想象现代化生活的源泉。[30]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大众传媒是想象的载体,而且想象一个跨越国界的更大空间。”[31]
随着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交往日益密切,大量香港电视剧也开始融入内地。这些电视剧包含了许多相似的主题,例如爱国主义、男性气质、个人忠诚以及前现代中国的父权文化所具有的其它典型意识形态。这些虚构的历史剧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香港自恋的文化语境中制作的,并且立足于香港在殖民时代晚期快速的现代化过程和民族意识。这些香港电视剧没有对政府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威胁。相反,它们通过展示强调国家统一的传统王朝文化而成为倡导团结精神的一项教育活动。这些电视剧让观众想起了20世纪初笼罩中国的黑暗,当时的中国正饱受外部众多国家的入侵。很明显,这些经过挑选的香港电视剧处于电视管理机构的掌控之中。在经济改革的早期阶段,媒体上不存在任何可能对政府的主导意识形态构成挑战的内容。不过,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为创作更多有趣的故事而修改历史事实的电视剧。电视剧中的男主角和女主角穿着奇特而华丽的衣服,享受自由而富有戏剧性的生活,经历传奇的时刻,体验浪漫的爱情。这些以20世纪初的上海为故事背景的电视剧事实上展示了一种高度西方化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教堂、电话、小汽车、狂欢节、派对和夜总会。所有的一切实际上是两种元素的结合,一种元素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另一种元素源于编剧对20世纪初上海生活的想象。在此之前,中国人从未看到过深受西方帮派文化影响的充满现代幻想的浪漫与暴力场面。
直到多年以后,也就是当中国观众能够看到好莱坞经典影片《教父》(Godfather)、《猎鹿人》(The Deer Hunter)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上海滩》的内容情节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全部都是原创的。《上海滩》借鉴了《教父》的情境设置、人物造型,甚至音乐,《上海滩》的结尾也是从《猎鹿人》的结尾脱胎换骨而来。[32]中国观众感受到了这些电视剧在赞美民族英雄时所展示的爱国主义。电视剧将中国武术、音乐、服饰乃至自然风景理想化和现代化。这些虚构的电视剧让中国观众兴奋不已,也让他们痴迷于电视所营造的虚拟世界。
伴随着这种幻想,来自美国的电视剧在20世纪80年代展现了一种中国人无法想象其存在的文化,如《大西洋底来的人》(The Man From Atlantis)、《加里森敢死队》(Garrison’s Gorillas)和《神探亨特》(Hunter)。尽管《神探亨特》已经轻微和陈旧到连许多美国人都难以回忆起来,但这部电视剧在20世纪80年代将美国文化的许多元素带入中国人的视野,向中国人展示现代生活的样貌:小汽车、可口可乐、毒品、电话、红酒、电视、家庭旅馆、橡皮艇、休假、书籍、宗教、时尚、快餐、餐厅、西方美女。这些形象和文化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现代和新奇。这些美国电视剧与香港电视剧的区别在于:香港制作的电视剧过于戏剧化和虚构,而来自美国的电视剧看上去更为真实,包括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许多欲望。吸引中国观众的不是创造和维持他们在电视剧中所看到的形象的隐形社会制度,而是象征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事物。
进口电视节目以新奇并富有戏剧性的叙事和形象取悦中国观众。不论它们讲述的是日本女性的生活故事,还是历史小说或美国侦探,都为中国人想象现代商业文化的狂欢提供了渠道。作为进口电视节目的总把关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确保了外来文化给人们的启发不能与中国政治和经济诉求所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尽管如此,通过这些电视影像,内地民众几乎是第一次看到各种海外现实社会的生活场景,并借助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的精神领地范围,把一种来自意识形态与文化边界以外的世界带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而事实上,只有电视这类的新型电子媒介,才具有突破如此坚固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界限、嵌入人们生活方式的能力。电视影像中的现代西方家庭生活画面,以活生生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这是内地民众在此前数十年的时间很少看到的。
尽管国产电视剧的数量不足以满足国内电视台的需求和填充广播时间空档,中国还是制作了一批电视剧,例如《新星》、《雪城》和《蹉跎岁月》。然而,这些国产电视剧的目标往往是教育。电视剧的叙事和角色总是以非常严肃的形式呈现。意识形态教育在国产电视剧中起主导作用,不过它们的现实主义风格会加深观众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电视影像里发达国家景观与内地现实生活场景的差异,在此起到了一种关联与比较的作用。二者的关系,不是断裂的或敌对的,而只是差异性的,并可在发展中缩小差距。正是在这种理解与认同中,民众以其独特的解读方式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现实感知,并以之作为自己日常生活的启蒙与向导。这种理解与认同,不一定会发展成为更为明确的社会政治意识,相反,它经常会发展成为一种比政治判断更为宽泛的人情与人性的现代世俗生活体验,是经由特定的电视解读而重新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掀起的新一轮“睁眼看世界”。
因此,除了那些宣传政府方针政策的新闻节目和纪录片,中国自己制作的电视节目并不包含与人们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内容。只有进口电视剧为中国观众提供了幻想,让他们暂时离开自己的生活。中国观众从美国电视剧和日本家庭剧中获得了有关现代生活方式的粗略概况。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状况相比,这些进口电视剧中的生活水平过于现代化王媛渊,人物角色过于行动自如。总体而言,中国观众通过进口电视剧了解西方现代生活,通过国产电视剧加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许多直辖市和地级市的电视频道只对进口电视剧进行宽松的审查。这说明,电视剧不应该也不能过于较真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们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事实上,进口电视剧和国产电视剧都通过批判糟糕的过去、建构理想的当下以及预示美好的未来(这一未来吸纳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精华,摒弃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糟粕)为观众建构一个理想的现代化未来。由于那些出产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大量海外影视产品同时涌现于内地民众的视野中,它们可以在电视的时间规划功能基础上,把当时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生活差异想象性地转化成一种时代差异,从而构建出一个以民众自身生活处境为出发点的生活“现代化”进程,并与国家宏观现代化进程相互呼应。比如,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在美国的播出时间分别为1968年和1977年,相隔了九年时间,但它们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时间分别是1977年和1980年,相隔了三年时间。这种电视作品在其本土的时间差,对于中国内地民众而言没有什么感觉。
(五)“电视村”与“电视楼”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中个体拥有电视的意愿是“四个现代化”普遍追求的一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大众媒体经常提及拥有电视的家庭数量,随后指出一个村庄有多少家庭拥有电视或一个单位社区有多少家庭拥有电视。拥有电视的人数成为经济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因而成为村庄或单位社区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参考。例如,1981年4月25日出版的《半月谈》报道,“天津市郊区出现了第一个‘电视村’。西郊区王稳庄公社小年庄大队的社员,在今年春节前夕,一次买进电视机245台,加上原有的31台,全村几乎家家都有了电视机。近几年来,这个大队集体生产迅速发展,去年人均收入达到430元”。1982年3月25日出版的《半月谈》在题为《夜访钢城“电视楼”》的文章中写道,“武汉钢铁公司轧板厂在武汉的1170名职工中,57%的家庭有电视,而1976年全厂只有一家有”。正如前面讨论的那样,这个标准不一定正确。以拥有电视作为现代化的衡量标准有时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传递现实经济状况的错误印象。尽管“电视村”或“电视楼”意味着电视拥有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冠以这一称号的村庄或单位社区不一定富裕。
“电视村”与“电视楼”的概念反映了人们关于现代化过程中私人与公共空间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在美国,自从电视开始推广以来,它一直被描绘成一种能够凝聚家庭成员和促成家庭娱乐的商品。斯皮吉尔暗示,电视之所以在美国很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促进和强化了家庭的团结。尽管电视在美国连接着个体家庭与广阔世界并在社会问题上创造公共利益,但美国电视广告的主要诉求是推广核心家庭的家庭生活。相比之下,在中国,电视的重要价值在于将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小”家庭与国家这个“大”家庭乃至整个世界连接起来。换句话说,在中国,电视被描述成一种能够让人们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商品,鼓励他们思考直系亲属需求之外的一些内容。这是中美两国电视角色建构的最大区别。
电视的侍者或信使角色让中国观众时刻了解国内新闻和宣传,这种角色在许多方面决定了创建“电视村”与“电视楼”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拥有电视展示了村庄或单位社区的经济成就和发展。同时,它表明村民或社区居民意识到了各种重要的政府政策和议题,成为电视媒介化世界的一部分等同于本地社区生活外面的一部分。其次,创建“电视村”和“电视楼”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成就,它象征着村庄或单位社区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关于“电视村”和“电视楼”现象的新闻报道倾向于鼓励全国观众关注国家在经济改革中所取得的进步。当电视为集体所有或由集体资金赠予时,它们被用来作为积极的象征。
“电视村”和“电视楼”这些新的名称反映了电视用于个人娱乐和集体活动的双重特征。当村里或单位社区里的每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时,他们可以在自家收看,而不是和他们的邻居在同一时间看相同的节目。单个家庭能够在自己家里决定什么时候观看节目以及观看什么样的节目。然而,住在同一个村庄或同一个单位社区的人通常具有相似的作息时间和兴趣爱好。更不用说他们在日常聊天中容易和需要谈论晚上观看的电视节目。同时,人们只能接收到一些基本的电视频道: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城市电视台(限于一些大城市)以及当地的闭路电视。因而,“电视村”和“电视楼”的创建也没有为来自不同家庭的人们提供多样化的观看内容。直到出现了更多的电视频道,人们才能真正作出个性化的节目选择。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获得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不同,人们能够对日常安排作出个人的选择。例如,一些人拥有自己的事业,不需要遵从大多数工作单位设置的固定时间表;另一些人比较富裕,在经济改革之后有能力获得更多的娱乐活动。
除了为获得“电视村”或“电视楼”称号的村长或单位领导带来荣誉,“电视村”或“电视楼”不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要求每个家庭购买电视不会改善经济或带来更好的观看体验,每个家庭拥有电视也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或智力提升的证据。为了集体的荣誉,人们在购买其它商品之前会被迫购买电视。这样一来,人们在晚上观看同一节目,在次日工作的时候讨论该节目。
概括起来,20世纪80年代早期创建的“电视村”和“电视楼”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实质影响:其一,让人们容易将观看电视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二,代表着国家开始推动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实施。在完全意义上的集体经济向允许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鼓励每个家庭同时购买电视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这种行为借助集体政策将单个家庭与集体融为一体。
五、研究结论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全国人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量化并称之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水平”。不同时期的小康水平是人们生活追求的目标。改革开放始于观念的革命。从20世纪80年代起,人们已经开始把购买家用电器作为现代生活的标志。邓小平关于高跟皮鞋、口红、电视都可以有的预言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兑现。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拥有电视并不能真实反映人们富裕或现代化的程度。正如《羊城晚报》编辑中心图片总监颜长江在为《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视觉80年代》一书所写的推荐语中谈到的那样,“反映农村改革成果,便是一张农民挑担下船去卖菜的图片;反映人民生活富裕了,便是一张房中摆了一台电视机场面的照片。在80年代,摄影记者大多用这种图解式的照片反映伟大的改革开放,我们看不到人物的情感、心灵的震颤、生活的趣味,更少能见把百姓面对变迁时的微妙心理刻画出来的决定性瞬间”。[33]
本文在广阔的历史语境中探讨了电视如何在商品短缺和人们为娱乐消费买单还没有成为文化规范的情形下获得文化上的合法性。本文首先考察了为人们普遍拥有电视铺平道路的一些因素,如电的可用性增加、中国社会去政治化所导致的日益增多的空闲时间以及倡导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随后,本文继续探究印刷媒介如何呈现电视,发现电视频繁出现在两套语境中:一是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刊登在一起;二是与享受美好生活的农民刊登在一起,而农民的美好生活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带来的结果。然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百姓来说,电视仍然超出了他们的财力范围,电视所象征的现代生活方式依旧是一个还未实现的梦想。在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43元[34],城镇职工全年消费水平为406元[35],城镇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不足300元[36]。也就是说,购买一台售价为500元的电视机,可能要花掉一个家庭此前所有的银行积蓄,或者个人一年的收入。由于当时城乡居民日常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非常高,即收入主要用来维系日常生活的基本开销,剩余不多。因此,可以推断,能够购买电视的人,应该属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相对富裕的阶层。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厂商如何为电视做广告旖旎怎么读。所以,人们看到电视机广告并没有为潜在的消费者提供充分的购买信息。相反,这些电视机广告或者展示西方现代生活场景,或者展示国有工厂新兴产品或现代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信誉。这说明,电视是作为现代化的象征来生产和推广的,而不是融入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产品。
电视在总体文化环境中的象征意义不是简单地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家庭来说,电视是一件昂贵的商品。事实上,电视所象征的内容源于各种因素的复杂性。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广泛使用开启了一个并非立竿见影的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电视类似于其它现代技术产品,因为它对中国人的现代化未来作出了同其它现代技术产品一样的承诺。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的紧密结合激发了中国人拥有电视,然后通过他们观看的节目为其提供现代化的信息。与媒体对电视的想象不同,拥有电视不能证明人们生活富裕或现代化。但是它为人们了解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创造了一种途径。借助电视机广告和进口电视剧,人们学习乃至模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种学习或模仿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发生,并同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一道,在多个维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电视的普及首先由政府政策发起。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及刚刚恢复正常社会地位的科技与文化知识界,抱着极大的热情欢呼重新到来的科学与文化的“春天”,急迫地去弥补巨大的科技与文化的差距。政府倡导购买电视,鼓励国有电子企业生产电视,并通过在国有电视台播放海外影视作品来刺激民众对于电视及其文化产品的热情。电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复杂而有趣的现象。这种现象展示了整个技术和意识形态环境如何使电视观看活动成为可能,电视如何与人的能动性相互作用,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如何成为由西方技术和文化塑造的现代化的合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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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7年第10期 2页至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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